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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维:集中营的幸存者
时间:2017-06-23  作者:叶克飞  新闻来源:检察日报

莱维著作

  那天傍晚七点多,我驾车离开奥斯维辛,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。走进院落,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。即使尘世再残酷,世间仍有这样沉静的一角,可以打通生死之间的界限,使之可以对话。

  普里莫·莱维的书桌,也是如这般沉静的一角,能够在奥斯维辛的残酷生死中腾挪出对话的空间。这位化学专业出身的意大利作家为死者代言,以最为冷静的笔调向生者讲述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,却没有宣泄、没有控诉,只有冷静的叙述与剖析。

  1987年4月11日,莱维坠楼自杀。这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74517号囚犯,在离开集中营40年后离开这个世界。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,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·维瑟尔说:“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,莱维已死。”也许,集中营从来就没有幸存者。

  莱维于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出生,在都灵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。1943年底,他因参加游击队而被捕。审讯者告诉他,如果他是游击队员,会立即被处决,如果他是犹太人,会被送到集中营。莱维选择坦白犹太人身份,结果被送入摩德纳附近的集中营。

  这个选择无可厚非,因为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境遇远好于德国。墨索里尼虽与希特勒合作,但在屠犹问题上并不积极,甚至还给予犹太人政治避难的权利,集中营的管制也相对宽松。但到了1944年2月,德国党卫军接管集中营,将营中所有犹太人押往别处。包括莱维在内的650人被押往奥斯维辛,一到那儿,就有500多名老弱直接被送入毒气室。11个月后,奥斯维辛解放,莱维成为那650人中仅余的三名幸存者之一。

  关于集中营的写作,最常见的词当属“见证”。不过,莱维的写作并不仅限于此。在出版过几部著作后,他不再将“见证”作为写作的最高目的。历史当然需要记录,罪行当然需要清算,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探究人类历史上为何会诞生集中营,这是政治问题,是道德问题,更是人性问题。

  莱维曾将奥斯维辛幸存者分为两种,一种拒绝回忆、不愿谈起,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,另一种则将牢记过去视为责任,不希望世界遗忘这段历史,“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,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,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”,但他们仅是少数。

  党卫军险些成功了,时间几乎抹杀了一切。在莱维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出版时,正是1984年——一个因《1984》而充满隐喻的年份。此时,人们甚至质疑奥斯维辛是否存在,纳粹又是否那般灭绝人性。

  残酷的暴行居然成了传说,甚至捏造。莱维写道:“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,随着时间流逝,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,还会经常改变,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……这无疑是大自然力量的一种,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,年轻化作垂暮,生命走向死亡。”

  这种情况并非仅发生于集中营,莱维写道:他们“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:重复宣传,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,恐怖主义。在极权衰弱或灭亡之后,受害者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,以免重新激起伤痛。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,不去回忆,以减轻罪恶感”。

  莱维拒绝情绪化的宣泄、愤怒的控诉,而以极度的理性和冷静讲述所见所闻:“我的讲述越客观、越冷静、越清醒,就会越可信、越有用。只有通过这种方式,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,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。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。”

  谈及奥斯维辛的地狱经历,莱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其实是“尊严”。在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中,莱维写道,当自己被押往奥斯维辛时,闷罐车按运送路程的长短被塞进不同数量的人,长途车厢内会塞进50人,人们可以勉强躺下,短途车厢则会塞上过百人,男女老幼都只能轮流蹲下休息。在整个运输过程中,没有食物,没有水,但比饥渴和寒冷更可怕的是,是车厢里并没有提供便溺的地方和工具。在莱维看来,集中营的残暴从这一押解过程中便已开始,一个文明世界的人被迫堕落为原始动物,却无能为力。纳粹在集中营的统治结构,一切从剥夺尊严开始。

  进入集中营之后,男女囚犯都要将头发剃光,赤裸身体接受检查。他们不再有名字,只有编号。编号不在衣服上,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。人不再是人,只是带着编号的牲畜。

 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,怀着对生存的极度渴望,妥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。正如莱维所写:“压迫越残酷,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,其中有着微妙的动机:恐惧;意识形态的诱惑;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;渴望任何权力;懦弱;对利益的算计。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,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向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。在被压迫者中,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,他们已被压迫者所污染,并不自觉地分立向他们看齐。压迫者是有罪的,不仅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,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。”

  对于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来说,往往饱受罪恶与愧疚的折磨。在那个无分善恶的集中营里,活下来甚至都是一种罪,更不要说为了活下来而违心自保的种种手段了。在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中,莱维写道:“那些在集中营里被‘拯救的人’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;相反,他们是‘最糟糕的’:利己主义者、崇尚暴力者、麻木迟钝者、通敌合作者……最好的人都死去了。”

  党卫军在集中营内部设立了犹太囚徒组成的特遣队,他们负责维持同胞进入毒气室时的秩序。他们唯一的“报酬”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吃饱。党卫军为了掩盖真相,每隔数月便会杀掉一批特遣队员——他们的一切努力和沉沦,仅仅是延缓了自己的死亡。

  这是一套极权式的精密统治逻辑,党卫军们用囚犯来管理囚犯,省时省力,还可以就此营造“犹太人低贱冷漠”的假象。囚犯们选择成为帮凶,折磨甚至残杀自己的同胞,也变成了“投名状”,无法再回头。

  但莱维明确提出,即使对犹太囚徒的剖析非常冷酷,但自己的这一“灰色地带”理论,绝非为纳粹开脱罪名。在莱维的书中,他将党卫军和特遣队分得极为清晰,绝不混为一谈。

  但莱维为自己的幸存感到羞愧,他曾写道:“我活着,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;我活着,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;我活着,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,换言之,杀死了另一个人。”

  他最终选择自杀,也被解读为对这种羞愧的难以克服。抑郁症也困扰着他,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抑郁症“比奥斯维辛还要糟糕”。甚至有人认为,他曾两次在劫难中幸存,第一次是在集中营,第二次则是抑郁症,但他最终选择不再幸存。

  在他的墓碑上,在他的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,刻下的依然是他在集中营里的号码:174517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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